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贾宾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阐述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朱庐执刲”银印作为中华民族大一统“身份证”的意义。这枚银印是海南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官印，也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贾宾指出，“朱庐执刲”银印成为镇馆之宝，主要是因为它代表了海南现存古代官印的最早年代，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印为银质方形，边长2.4厘米，印纽为兽首蛇身造型。印面刻有“朱庐执刲”四字篆书。其中，“朱庐”曾是汉代合浦郡下辖的一个县，治所位于今海南岛；而“执刲”则是先秦楚国授予高级将领的军功爵位，汉代沿用此制，专为功勋卓著的重臣与将领颁授。全国仅出土两枚西汉“执刲”官印，另一枚为1975年广西合浦出土的琥珀印，两者形制和规格相似。这枚银印为研究汉代海南边疆治理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它实证了汉代官印制度、海南的行政隶属关系以及中央边疆的授爵体系。

针对“汉代罢弃珠崖郡，中断对海南管辖”的说法，贾宾解释说，这是一种历史认知误区。西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朝廷因治理不善、成本过高等原因废除了珠崖郡，但并未放弃对海南岛的管辖，而是调整了治理模式，设立了朱卢县，并将其划归合浦郡管辖。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朱卢县设有“都尉治”，兼具行政和军事职能。

贾宾进一步说明，该银印属于汉代俸禄二千石以上高官专用的印信，级别相当于郡守或都尉，并搭配了高阶的“执刲”爵位。这表明印章持有者是镇守朱卢县的军事主官，是汉代驻守海南的核心军政长官。该印出土于海南乐东，有力证明了西汉中央政权在海南的权力行使。因此，“罢废珠崖郡”仅是行政建制上的调整，汉代始终通过设立县、官、驻军等方式对海南岛实施有效管控。这枚银印是推翻“罢郡弃岛”说法的关键实物证据。

在汉代边疆治理体系中，中央授予海南地方此类高阶爵位官印，其政治考量在于将边疆地区和族群纳入全国大一统的治理体系，实现中央对边疆的有效管控与整合。汉代规定，俸禄二千石以上的高阶官员才能佩戴银印青绶，“执刲”爵位更是功勋重臣的专属荣誉。西汉废除珠崖郡后，朱卢县成为中央管控海南的唯一据点，需要兼顾民政管理和军事维稳。因此，朝廷派遣兼具兵权和爵位的官员驻守，通过高阶官印确立行政权威，以军功爵位进行荣誉激励，以适应边疆复杂的治理环境。同时，授予高阶爵位也有效争取了地方势力和归附民众的政治认同，巩固了中央对海南的主权管辖和军事存在。尽管汉代对海南边疆的管控力度因王朝国力更迭而有所波动，但这一治理模式为后世中央王朝治理海南奠定了制度基础，确立了通过制度、官爵和驻军来维护边疆大一统的核心思路。

贾宾认为，“朱庐执刲”银印之所以被称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身份证”，是因为它与其他在边疆地区或周边首领处发现的汉朝官印，如云南的“滇王之印”和广州南越王墓的“文帝行玺”等，共同构成了一个覆盖西南、岭南、海南等地的政治治理网络。这些印章在形制、材质和钮式上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体现了汉朝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一管理。

这枚银印证明，海南自汉代起便不是孤悬海外的“化外之地”，而是被正式纳入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版图。它兼具极高的历史、考古和艺术价值，是见证中国边疆大一统格局的实物载体之一。

从历史价值来看，该银印弥补了史料关于西汉废除珠崖郡后海南岛仍存在中央下辖县级政权、驻军体系及朝廷任命高阶官员的实物证据空白。在考古价值方面，海南银印与广西琥珀印遥相呼应，证明了岭南至海南全域被纳入汉代统一的官爵授封体系。此外，蛇钮官印存世量稀少，多用于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首领，是中央管控边疆的专属印信形制，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史料价值。艺术价值方面，印文为西汉中期后典型的无边白文篆书，工整严谨，风格鲜明；蛇钮雕刻灵动细腻，造型独特，体现了汉代官印的工艺水准和审美特征。

贾宾总结说，这枚千年古印证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仅是近现代概念，而是两千余年延续发展的历史事实。古印从中央铸造、朝廷授封到地方官员持印履职，最终留存于海南，完整呈现了汉代清晰的“中央—边疆”层级治理体系。中央通过建制设官、授爵驻军，将海南纳入全国统一制度框架，突破了地域和族群的壁垒，构建了稳定的政治隶属关系。即便当时岛内存在族群矛盾，中央对海南的整合治理也从未中断。

这枚古印提供了两点启示：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传播，需要以实物史料、历史细节和真实故事为依托。“朱庐执刲”银印是阐释海南大一统历史的生动教材，直观证明海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提供了历史依据。其次，研究中国边疆大一统历史，应跳出王朝兴衰的叙事，聚焦建制、置官、驻军、授印等核心治理实证。在新时代，讲述这枚古印背后的大一统故事，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边疆稳定、传承中华统一历史文脉提供深厚的历史支撑。

贾宾，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海南田野考古、水下考古、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各类期刊发表学术著作31篇，著作3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