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这部热门电视剧，让观众接触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三佛齐，它也被称为“室利佛逝”。这个曾经繁荣的南海古国，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明朝，其梵文原名“Srivijaya”被晚唐时期的中文文献翻译为“三佛齐”。该国兴起于唐朝初期，逐渐发展成为南海丝绸之路上众多港口城邦组成的联盟，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重要的海外贸易伙伴。这引发了人们对三佛齐真实面貌及其与中国唐宋时期交往的广泛兴趣，以及双方如何实现文明互鉴的探讨。

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主席、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古代南海丝绸之路及华人聚落历史的专家，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史，颠覆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传统观念。

王琛发在访谈中介绍，三佛齐（室利佛逝）国家于唐朝初期崛起。公元686年，其国王阇耶那沙王（Dapunta Hyang Sri Jayanasa）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手段，促成了苏门答腊南部大部分地区及周边岛屿邦国的结盟，为建立海上强权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室利佛逝已发展成为南海丝绸之路沿线主要港口城邦的联合体。

根据《宋史》记载，三佛齐管辖“十五州”，疆域范围涵盖现今泰国东南部海域、马来半岛东岸以南、马六甲海峡的马来亚及苏门答腊之间，以及西部爪哇和巽他海峡。三佛齐的“十五州”联盟国家是中国在唐宋时期重要的交流与经贸伙伴。该国以港口为节点，以航道为骨干，通过控制从暹罗克拉地峡、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爪哇一带的关键海上通道，构建了一个横跨中南半岛东西两岸的海上网络，涵盖了南海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经贸据点，形成了一个政治与文化共同体。

其首府巨港，作为当时苏门答腊东南部南海最大的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中转枢纽之一。来自东西方的商船在此汇集，长途航行船只在此停泊补给，短途航线则在各港口间接力运行。《岭外代答》形容其为“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几乎所有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都必须经过这一体系。

更重要的是，三佛齐不仅是重要的“通道”，更是关键的“枢纽”。例如，阿拉伯商人将乳香运至三佛齐集中，再转销至中国，使其成为中国主要的进口地和转运中心。这种转口贸易模式使得沿线“十五州”形成了一个共享利益的网络，三佛齐也因此成为“南海之中”的贸易核心。

三佛齐的“十五州”联盟国家分布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既与中国海域紧密相连，又与西域各国通过陆海通道相接。这表明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海洋交往并非零散或间接，而是保持着持续且深入的多方联系。

在记者问及三佛齐在唐宋强盛王朝面前的地位时，王琛发解释说，虽然从形式上看，三佛齐属于唐宋的“朝贡—册封体系”，但实质上，双方更接近一种基于贸易的平等关系。

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贸易需求是关键。中国需要南海地区的香料、药材等资源，而三佛齐则依赖转口贸易和对华贸易来获取财富，并掌握了进入中国的关键航道。因此，唐宋王朝给予三佛齐优惠的贸易地位，积极维护其对华经济往来，从而确保其主权不受侵犯，使得双方的朝野往来不断，互惠互利。“朝贡”更多是一种礼仪形式，而非单向的从属关系。

史料显示，三佛齐是宋代出使中国次数最多的南海国家之一，共计28次。同时，中国通过“优赐遣归”政策来维持贸易的吸引力，形成了一个双向的利益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从未对三佛齐进行军事干预。相反，通过册封和赠礼等方式，帮助其巩固地区地位，客观上保障了三佛齐各国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维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对稳定。例如，在唐朝开元年间，三佛齐告急时，唐朝不仅维持了友好关系，还晋封其王子为王，赐予物品，并授予“金吾卫大将军”的官职，提升了其在区域内的声望。

因此，三佛齐与唐宋王朝的关系，应被理解为实质上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贸易与外交关系。

关于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相互影响，王琛发强调，三佛齐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了核心角色，构建了稳定且频繁的海上贸易网络，使中国得以深度融入古代亚洲的海洋世界。

在贸易层面，商人为了等待季风，常常需要在三佛齐停留数月，这使得稳定的商业网络得以形成。这表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通过海洋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种联系。例如，在中国东南亚地区大量出土的唐宋钱币，包括印尼占碑省发现的唐朝开元通宝铜币，以及井里汶沉船中出土的数千枚南汉铅钱。海外沉船遗址中，各种日用瓷器动辄数以万计。而在远洋航线上，商船更是通过货物交换，持续不断地运输香料、南洋土特产和各类矿产资源。

除了器皿类物品，史书记载的三佛齐与中国的产品往来，以及考古发现，还包括钟、鼓、玩具，以及用于研磨毛笔字的滴水器，这表明两地在长期的交流中，生活物质和生活方式实现了文明互鉴，并形成了跨海相互依存的经贸市场，拥有稳定的货币流通体系。

在文化层面，这种交流更为深远。唐朝的义净法师曾在三佛齐长期学习，金刚智、不空等高僧也经由此地来到中国，并成为汉传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不空更是密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曾代表唐朝出访交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天文、医药、工艺、航海等知识也随着海上贸易得以互通传播。主持编纂《大衍历》的唐代高僧一行法师，就是吸纳了南海和西域的知识，推动本土科技发展的典范。

因此，中原王朝与三佛齐之间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商贸往来，而是经历了长期、双向、持续深入的文明交流。这有力地证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通过海洋与海外世界相连，融入了全球交往的格局，也打破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固有偏见。

在当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王琛发认为，三佛齐的历史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首先是互联互通的核心价值。三佛齐因控制南海至西域的关键海路节点而成为枢纽，这启示我们，海上通道的畅通对区域繁荣至关重要。

其次是贸易互利的持久性。无论是乳香贸易还是钱币流通，都体现了区域贸易网络中多方共享利益的格局。

再次是文明互鉴的深刻潜力。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互动，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更深入到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这种“生活化的融合”更具持久性。

中华文明与三佛齐的交流历史表明，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伙伴关系是合作的前提。唐宋时期并未试图控制三佛齐，而是通过经贸和礼仪支持其独立地位，这种关系反而更加稳固。这种尊重与包容的交往模式，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真正的区域合作并非依赖单边主导或强制推行，而是建立在对彼此发展道路和治理选择的承认之上。当代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对这一历史智慧的创新性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