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博物馆珍藏的战国水晶杯，是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器中尺寸最大的一件，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之一。

这件1990年于杭州发现的战国水晶杯，因其外观酷似现代玻璃杯，常被誉为最具“穿越感”的文物。它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又留下了哪些未解之谜？中国新闻社“东西问”就此采访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杭州博物馆前馆长杜正贤。

以下为采访摘要：

记者：作为战国水晶杯的发掘者，您能介绍一下这件文物的概况及其发现过程吗？

**杜正贤：**战国水晶杯是一件战国晚期的水晶器皿，高15.4厘米，杯口直径7.8厘米，杯底直径5.4厘米，圈足高2厘米。杯子敞口平唇，壁呈斜直状，底部为圆形，圈足向外撇出。杯体通透，表面光洁无纹饰。整体造型简洁而制作精美，表面经过抛光处理，杯底和中部可见少量海绵状的天然结晶。

这件水晶杯出土于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今杭州市拱墅区）的一处工农砖瓦厂。1990年下半年，我在杭州市考古所工作时，有村民反映砖瓦厂在取土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古代瓷片。我们随即对这些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片进行了调查，结合此前在此区域发现的同时期瓷器，判断此处可能存在战国墓葬。当时有观点认为该区域已被破坏殆尽，但我推测已发现的瓷片，如仿青铜器的瓷制编钟，应是后期祭祀遗留物，而非墓室本身的器物。考虑到祭祀和礼乐器的出现，预示着可能存在大型墓葬。在时任负责人的支持下，我们于10月底正式启动了考古发掘。

发掘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当发现木炭时，我们都非常兴奋，因为同期许多大型墓葬都使用木炭来防潮。考虑到随时可能发现文物，我们随即便改用竹签进行清理。

最初出土的是瓷器和陶器。后来，我在土层中无意间发现了反光，便沿着杯壁小心翼翼地“抠”出来，结果发现是一个水晶杯。我们对其进行了妥善保护，甚至保留了杯内的泥土。

当时墓中的棺椁已不复存在，但出土了墓主人随身佩戴的玉器、玛瑙等小型随葬品。然而，战国水晶杯的发现最为令人惊叹。不久后，我将其带到北京，请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和宿白先生鉴定。两位专家仔细研究后，均称其“神奇”，并建议我们咨询地矿部门。

当时的浙江省地矿厅告知，目前在中国难以找到如此高纯度的水晶，但无法断定古代是否存在。最终，结合权威专家鉴定，通过对杯中泥土进行孢粉分析，以及对墓葬内的木炭和陶器进行C14、热释光等年代测定，我们确认了其战国时期的年代。

记者：战国水晶杯因何被许多人视为“穿越之物”，其“神秘”之处又体现在哪里？

**杜正贤：**对于大众而言，战国水晶杯的“神奇”之处在于其器形与现代杯子极为相似，不像2000多年前的物品。甚至有人怀疑它可能是盗墓贼遗留的“玻璃杯”，因为“它和现在喝啤酒的杯子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触摸战国水晶杯便能感受到其材质与现代啤酒杯的不同，手工制作的杯壁更厚实，与现代工艺玻璃杯完全不同。

从专业角度看，战国水晶杯存在三个“谜团”。第一，“材料从何而来”——其材料是一块高纯度水晶，同等纯度的水晶在当今国内外都极为罕见，因此其古代来源成谜。第二，“如何取芯”——水晶硬度极高，加工难度大，且杯子是斜壁、上宽下窄的形态。无论是采用类似玉器制作的管钻法，还是金刚砂打磨，抑或其他方法取芯，至今仍无法确定。第三个谜是“如何抛光”——外壁抛光相对容易，但由于杯身上宽下窄，普通人的手难以伸入，内壁和底部难以打磨光滑。古人如何实现内壁的平整光洁，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发现同时期同类型的器物，因此战国水晶杯堪称“孤品”，这三个“谜”也因此一直延续至今。

记者：战国水晶杯的原主人是谁？它具有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

**杜正贤：**该墓葬内未发现棺椁，但出土了包括战国水晶杯在内的34件精美随葬品，还有玛瑙环、玉虎、原始瓷编钟等文物。学术界目前倾向于认为，墓主人是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后，被任命为楚国驻杭州地区最高长官。

这一推测基于几点理由：首先，墓葬年代测定与此时间节点吻合。其次，该大墓的一些特点符合楚国墓葬的特征：墓道朝向山头，这在楚国墓葬中较为常见；墓中的二层台和排水沟等设施，在战国时期的越国较为罕见，但在楚文化区域却十分普遍；此外，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编钟等器物，仿楚国风格明显，例如琉璃器在越国少见，在楚国则非常普遍。

我认为，战国水晶杯在工艺设计和技术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其造型与现代杯子相似，是设计上的一个奇迹，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审美水平。在制造技艺方面，前述的取芯和抛光之“谜”充分体现了其高超的手工技艺，从整块高纯度水晶中制作出如此精美的器物，绝非易事。

此外，对战国水晶杯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战国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水晶在旧石器时代已有应用，多用于制作挂件。战国水晶杯无雕刻纹饰，应为实用器，用于饮水或饮酒，而非礼器。对其的研究可以从水晶的应用角度，揭示当时的社会文化特点。

记者：战国水晶杯的“谜底”何时才能揭开？

**杜正贤：**就目前而言，战国水晶杯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没有发现同时期的第二件水晶制品。阿富汗曾出土过一件尺寸更小的水晶杯，但因其体积小、制作难度较低，且制作年代晚了数百年。因此，战国水晶杯的“身世之谜”，很大程度上仍需等待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发现更多同类考古成果，通过对比研究才能获得更多线索。

从文明交流的角度来看，战国水晶杯也可能带来“惊喜”。目前在中国，包括浙江在内，已难找到如此高纯度的水晶原料。该水晶是当时在中国生产还是从国外引进，仍是未知数。若能发现更多古代水晶产地，我们就有望通过战国水晶杯了解当时的人口迁徙特点，以及中国区域文化交流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征。

受访者简介：

杜正贤，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曾任杭州博物馆馆长。他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曾五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